不信青春唤不回 (第2/3页)

天》，大大夸赞一通，朋友惊呼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呀？黎阳就是李黎，骂你是‘殡仪馆’的化妆师的那个人！”我不禁失笑，也亏李黎想得出这么绝的名辞。

    据说李黎写过一篇文章，把我的小说批了一顿，说我在替垂死的旧制度涂脂抹粉。《谭教授的一天》是李黎的处女作，的确出手不凡。没有多久以前，跟李黎一起吃饭，偶然谈到，原来从前在台北，她家也住在松江路那顷田野的周遭。天下就有这样的巧事，一本杂志冥冥中却把这些人的命运都牵系到了一起。如果六十年代的某一天，三毛、荆棘、李黎，我们散步到了松江路那片稻田里，大家不期而遇，不知道是番怎样的情景。然而当时大家都正处在青少年的“蓝色时期”我想见了面大概也只能讪讪吧。有一次，我特别跑到六福客栈去喝咖啡，旅馆里衣香人影杯觥交错，一派八十年代台北的浮华。我坐在楼下咖啡厅的一角，一时不知身在何方。那片绿油油的稻田呢？那群满天纷飞的白鸟呢？还有那许多跟白鸟一样飞得无影无踪的青春岁月呢？谁说沧海不会变成桑田？

    台大文学院的大楼里有一个奇景，走廊上空悬挂着一排大吊钟，每只吊钟的时针所指都不同时，原来那些吊钟早已停摆，时间在文学院里戛然而止，而我们就在那栋悠悠邈邈的大楼里度过了大学四年。一九六一年的一个黄昏，就站在文学院走廊里那排吊钟下面，比我们低两届的三个学弟王祯和、杜国清、郑恒雄(潜石)找到了我，他们兴冲冲的想要投稿给《现文》。王祯和手上就捏着一叠稿子，扯了一些话，他才把稿子塞到我手中——那就是他的第一篇小说《鬼？北风？人》。那天他大概有点紧张，一径腼腆地微笑着。《鬼？北风？人》登刊在《现文》第七期，是我们那一期的重头文章，我特别为这篇小说找了一张插图，是顾福生的素描，一幅没有头的人体画像。那时节台湾艺术界的现代主义运动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“五月画会”的成员正是这个运动的前锋。那几期杂志我们都请了“五月”画家设计封面画插图，于是《现代文学》看起来就更加现代了。王祯和小说的那幅插图，是我取的名字：“我要活下去！”因为小说中的主角秦贵福就是那样一个不顾一切赖着活下去的人。我那时刚看一部苏珊海华主演的电影《IWanttoLive》，大概灵感就是那样来的。杂志出来，我们在文学院里张贴了一幅巨型海报，上面画了一个腰杆站不直的人，那就是秦贵福。王祯和后来说，他站在那幅海报下，流连不舍，还把他母亲带去看。画海报的是张光绪，在我们中间最有艺术才能，《现文》的设计开始都是出自他手，那样一个才气纵横的人后来好端端的竟自杀了。在同期还有一篇小说《乔琪》，是陈若曦写的，故事是讲一个被父母宠坏了的少女画家，活得不耐烦最后吞服安眠药自尽。当时陈若曦悄悄的告诉我，她写的就是陈平。这简直不可思议，难道陈若曦三十年前已经看到三毛的命运了吗？人生竟有这么多不可承受的重！前年王祯和过世，噩耗传来，我感到一阵凉飕飕的寒风直侵背脊。我在加大开了一门“台湾小说”每年都教王祯和的作品，我愈来愈感到他的小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，如嚼青榄，先涩后甘。他这几年为病魔所缠，却能写作不辍，是何等的勇敢。无疑的，王祯和的作品已经成为了台湾文学史中重要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那时，文学院里正弥漫着一股“存在主义”的焦虑，西方“存在主义”哲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当初未必搞得清楚，但“存在主义”一些文学作品中对既有建制现行道德全盘否定的叛逆精神，以及作品中渗出来丝丝缕缕的虚无情绪却正对了我们的胃口。加缪的《局外人》是我们必读的课本，里面那个“反英雄”麦索，正是我们的荒谬英雄。那本书的颠覆性是厉害的。刘大任、郭松棻当时都是哲学系的学生(郭松棻后来转到了外文系)。一提到哲学就不由人联想起尼采、叔本华、齐克果那些高深莫测的怪人来。哲学系的学生好像比文学系的想法又要古怪一些。郭松棻取了一个俄国名字伊凡(Ivan)，屠格涅夫也叫伊凡，郭松棻那个时候的行径倒有点像屠格涅夫的罗亭，虚无得很，事实上郭松棻是我们中间把“存在主义”真正搞通了的，他在《现文》上发表了一篇批判萨特的文章，很有水准。《现代文学》第二期刊出了刘大任的《大落袋》，我们说这下好了，台湾有了自己的“存在主义”小说了。《现文》第一期刚介绍过卡夫卡，《大落袋》就是一篇有点像卡夫卡梦魇式的寓言小说，是讲弹子房打撞球的故事；不知道为什么撞球与狼子总扯在一起(《江湖狼子》保罗纽曼主演)，弹子房好像是培养造反派的温床。当时台湾的政治气候还相当肃杀“自由中国”、“文星”动一下也就给封掉了。我们不谈政治，但心里是不满的。虚无其实也是一种抗议的姿态，就像魏晋乱世竹林七贤的诗酒佯狂一般。后来刘大任、郭松棻参加“保钓”陈若曦更加跑到对岸去搞革命，都有心路历程可循。从虚无到激进是许多革命家必经的过程。难怪俄国大革命前夕冒出了那么多的虚无党来。不久前看到刘大任的力作《晚风习习》，不禁感到一阵苍凉，当年的“愤怒青年”毕竟也已炉火纯青。

    “绿鬓旧人皆老大，红梁新燕又归来，尽须珍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