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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双城的创伤 (第2/5页)
凳子坐,转身进了屋。我隔着竹帘子看她背身拿着一张纸,打了一个电话。 她撩了帘子在我对面坐下,我问什么,她都平静答:“不知道,不清楚。” 我说:“苗苗不是你的好朋友吗?” 她说:“我们班上的人多了,哪个都是朋友。” 我愣了一下:“那这个事情你不关心吗?” 她不紧不慢地说:“学习这么忙,关心不过来。” 她看着我,礼貌地等着我往下问。我看着她,饱亮黑圆的眼里没有表情,只映出我自己。我问不下去了。这时候窗外鞋声敲地,几个成年人进来,说:“你们有记者证吗?” 他们穿着深蓝夹克黑皮鞋,这次不是镇上的,看来是市委宣传部的,不希望我们呆在村里,一车直接拉去了当地的雷台汉墓:“报道这个多好。”前后都有人跟着解说。老范倒随遇而安,她第一次到乡村,看到地上有活的小青蛙,跟在后面跑,又笑又叫,宣传部的同志没见过这么天真的记者,再严肃都看乐了。老范又吃惊西北壮丽的天色,大叫着指给我看:“云!” 走在前头的宣传部负责人三十多岁,名字结尾正是“云”字,他惊喜又羞涩地转头:“叫我?” 众人哄笑。这一笑之后,都不好意思再绷着脸了。 之后再聊节目。我们说:“这个事情谁都困惑,处理起来也棘手,但是不公开,被认为是邪教,对谁都不好。我们多了解一些,你们也多些处理的经验,是不是?” 云叹口气:“这事我们都查了这么长时间了,一开始也当邪教查。没有这事,搞不明白,你们去看吧。” 我们去了魁星阁,门已经被铁丝扭住挂了锁,有小孩子手脚并用,沿着斜的墙面蹭蹭爬上去,一坡青砖被他们磨得溜光水滑。我找人开了门,沿台阶转上去,魁星像也不知道哪年哪月就没了,空空荡荡的像个戏台子。有个原来刻着文字的照壁,出事后被政府重新粉刷一遍,用石灰盖住。照壁不大,我没带工具,用手擦,石灰干又薄,底下的字露出来,小铅笔刀刻得歪歪扭扭的“一见钟情”或是“武林盟主”不过如此——我在小地方长大,不奇怪小孩子为什么常常待在这儿,大概这是小镇唯一有文艺气息,能带给他们一点幻想的地方。 小地方没有电脑,没有书店,学校里唯一的娱乐设施是乒乓球台子,两块砖头垒起来算是球网。地摊上卖的还是郑智化在九十年代的磁带。小杨的房间里贴着一张四方大白纸,上面抄着爱情歌曲的词,和歪歪扭扭的简谱。 政府的人说他们搜查学校的时候,有学生确实把几本书扔到了房顶,是青少年杂志,有一页折过角,是一个女孩为了爱死去的故事,角是苗苗折的。 我问这是不是她自杀的原因,小杨有点不耐烦的不屑:“怎么可能?她们都看。” 农村孩子上学晚,双城小学是六年制,苗苗已经十三岁,我在她这个年纪已经快初中毕业,班上女生全都手抄凄美爱情故事,喜欢那种戏剧化的感伤气氛,苗苗小本子上的贴画跟我那时的一样——翁美玲。 “那我们就理解不了这件事了,”苗苗的父母说“我不相信我女儿能影响别人也去自杀,小孩子能有多深的感情?” 苗苗是服老鼠药自杀的,当时另一个女孩小蔡跟她一起。 我们找到小蔡家,她母亲拦住门说:“不要拍,我女儿早好了,以前是被人带坏了。” 我问她:“你知道她为什么服毒吗?” “…”“她多长时间没说话了?” “十几天了。” “你担心吗?” “…”“让我试试吧。” 她让出一条路来。 小姑娘细眉细眼,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。我们都痛恨用马赛克压在人脸上的丑陋和不尊重,摄像海南很有心,在背后用逆光剪影拍她,能看到深蓝的天空和院子里青翠的南瓜叶子。一根倔强的小歪辫子,投射在地上的光影像是内心的流动。问她,不吭声。我给她一瓶水,她像抱洋娃娃一样斜抱在怀里。 我握住她的胳膊,小小的手腕上,刀痕刻着小小的“忍”字,用蓝墨水染了。 “忍什么呢?” 她不说话。 “能睡着吗?” 孩子摇摇头。 “想什么呢?” 她不说。 我们俩对着,沉默了一会儿,我跟她说:“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,有一个好朋友,叫高蓉。她是我最好的朋友,忽然有一天说她不再上学了,第一天晚上我一个人回家的时候,我特别伤心。后来我长大一点儿了,就明白了,人总是要分开的,但有的东西永远在的,就像课本上那句话,‘天涯若比邻’。” 小蔡脸上泪水纵横。 她回身进了屋子,从本子里拿出一张纸条,歪歪扭扭的粗彩笔写着“我们六个姐妹是最要好的朋友,有福同享,有难同当”底下是六个人的签名。 一个天真的誓言。 小蔡说苗苗自杀的原因是几个月前的一次聚会上,有男孩子摸了苗苗的胸部,被几个低年级的学生看见,传了出来“说得很可怕”从那时候苗苗就开始有自杀的念头。 我问:“什么让她最痛苦?” “从聚会的那天起,很多同学骂她…” 小杨后来给我看过他的笔记本,写到苗苗时说:“她是一个走投无路的人,仍然有自尊的需求,我懂她的心,所以我很伤心。” 他不说具体的事,我只好问他:“以你对苗苗的了解,你觉得她最不能忍受什么?” 他轻声说:“也就是别人对她的侮辱吧。” 四月二十九日,苗苗在小卖铺用五毛钱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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