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章双城的创伤 (第4/5页)

不要伤心，让mama对奶奶好一些：“爷爷走了，奶奶很寂寞。奶奶有些话不说，但我知道，奶奶不需要钱，只需要你们的关心和体贴。”去世几天后，又有一封信寄到家里，落款是“你们的宝贝女儿”信里写：“看到你们哭肿的双眼，我的心都碎了…”

    父母认为一定是别人的代笔，但司法鉴定这确是苗苗的笔迹，交由她的朋友在她死后投递给邮局…这个孩子想在父母最悲痛的时候以这样天真的方式安抚他们。

    苗苗去世之后，她仍然是表弟在内心里“唯一可以对话的人”

    “你现在心里痛苦的时候呢？”

    “忍气吞声。”苗苗的表弟上五年级。

    “有疑问的时候呢？”我想起小蔡胳膊上拿刀刻的“忍”字。

    “问自己。”

    “你回答得了自己吗？”

    他沉默不语，脸上挂着泪。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跟成年人谈呢？”

    他的话像针落在地上：“不相信他们说的话。”

    学生连续服毒后，学校采取了紧急措施，砖墙的大黑板上，写着“守法纪，讲文明”工整的楷书写着“看健康书籍，不进游戏厅，不拉帮结派，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…”五六年级都开了“爱惜生命”班会。“老师怎么跟你们说的？”我问。

    “说服药会得胃病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他们，”六年级的班主任头发乱蓬蓬的，皱纹缝里都是尘土，他说自己上次接受心理学培训是一九八二年的师范班“也没有人告诉我怎么办。”

    他只能呵斥他们的痛苦，命令学生把刻在课桌上纪念同学的“519”字样抹掉。他们拒绝之后，他叫学校的校工把所有的课桌都重新漆了一遍，那些刻下来的字，看不清了，但用指尖还可以摸到。

    我想起自己的小学。四年级我刚刚转学来，唯一的朋友是我的同桌，叫高丽丽。她对我很好，把泡着葡萄干的水给我喝，上课的时候我俩坐第一排，在课桌底下手拉着手。班主任厉喝：“你们两个，像什么样子！”她掰了一小粒粉笔头，扔在我的头上，班里的同学吃吃地轻笑。

    一直到放学，我的头发上都挂着一缕白色。

    二十年之后，我觉得我的老师也很不容易。

    我问那位六年级的班主任：“你有什么心里话跟谁说？”

    大概从来没人问过他这个问题，他愣了一下：“不说。”

    “那你碰到难受的事怎么办呢？”

    “忍着。”他的答案和小孩一样。

    这期节目让我重回电台时光。我收到很多孩子的信。一个小男孩说：“我跟mama看完节目抱在一起，这是我们之间最深的拥抱。”一个jiejie说：“这两天正是弟弟统考成绩不好的时候，看完节目，我起身去隔壁房间找了弟弟，跟他有了一次从未有过的长谈。”回到家，小区传达室的大爷递我一封信，是小区里两个双胞胎孩子留给我的，我在这里租住了好几年，并不认识他们，信里说：“我们看了这期节目，只是想告诉你，欢迎你住在这里。”

    电视也可以让人们这样。

    但我的医生朋友小心翼翼地跟我谈：“这期节目很好…”“你直接说‘但是’吧。”

    他笑：“你是文学青年，还是记者在发问？”

    “有什么区别么？”

    “像我们在急诊室，实习的医生都很同情受伤的人，会陪着他们难受，但是如果一个医生只是握着病人的胳膊，泪水涟涟，这帮不了他们，冷静询问才能求解。”

    我有点强词夺理：“你说得对，但我还做不到，也顾不上，我就是那个刚进手术室的小医生，我第一次看到真实的伤口。我有我的反应。”

    采访苗苗表弟的时候，他说起死去的jiejie，满脸是泪水，我觉得采访结束了，就回头跟摄像海南说了声“可以了”蹲下去给男孩抹一下眼泪，说去洗洗脸吧。

    他不吭声，也没动，肩膀一抽一抽。

    我问他：“你在心里跟jiejie说过话吗？”

    “说过。”

    “说什么呢？”

    “…你好吗？”

    我问不下去了。他站起身，没去洗脸，跑进了屋子里，倒在床上。小男孩捂着脸，弯着身子，哭得浑身缩在一起抖。我站在床的边上，抬起手又放下，抬起手又放下。

    看节目我才知道，老范把我给孩子擦眼泪的镜头编进片子里了，她百无禁忌。

    这个镜头后来争议很大，还产生了个新名词，讨论我是不是“表演性主持”小鹏瞪着大圆眼来问我：“你为什么要给他擦眼泪？”

    “那你怎么做？”

    “什么都不做，这才是记者。”

    正好钱钢老师来参加年会，他是我们敬重的新闻前辈，大家在威海夜里海滩上围坐一圈，问他这件事。他不直接说谁对谁错，给我们讲故事，说美国“60分钟”节目的记者布莱德利在监狱里采访一个连环杀人犯，问，你为什么要杀那么多人？

    杀人犯是个黑人，回答说：“因为我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意思是那个地方是黑人聚集区，治安不好，社会不公，所以把我变成了这样。

    布莱德利是个老黑人，当时六十多岁，胡子花白。他站起来揪着这个杀人犯的领子，摇着他说：“我也在布鲁克林区长大。”

    钱老师说：“他这么做对么？不，先别回答，你要像苏联作家说的那样，‘在清水里呛呛，血水里泡泡，咸水里滚滚’，十年之后咱们再来讨论。”

    十年将至，到底这么做对还是不对，我在心里已经过了好几个来回，还是没有最终的答案。只是我必须承认，当年面对医生的辩解，一部分是要隐藏自己的无能。那时我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