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教授 (第17/26页)

过“爱”这个字眼，不知为什么，一提到“爱”字，我们就觉得它有些俗不可耐。

    转眼不过三四年的时间，力翠华已成了一个孩子的母亲，丝毫也没有显得老，恰恰相反，她的脸色和过去相比，要健康和滋润得多。她的儿子是一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，喜欢坐在地毯上，专心致志地拼装他的玩具，那是一种很高档的玩具，只有从美国来的小孩才玩得起。由于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往事，我尽可能避免单独和力翠华在一起，然而我们终于还是有机会单独相对。生活中会有许多小插曲，有时候，一不留神，小插曲就反串成了主旋律。看得出，力翠华和辜宏在一起十分幸福，爱情，事业，富裕的生活，像她这样的女文化人所向往的东西，几乎都同时得到了。让我感动的，是力翠华对儿子流露出来的母爱，在和我说话的时候，她常常情不自禁地注视着自己的小孩，看得出来，她是那样爱她的儿子。爱一时间变得如此具体实在，我意识到自己面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力翠华，我深深地为她的爱所感动。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当年的确忘却了爱，在恋爱的季节里，我们做的都是和爱没关系的事情，真是太愚蠢了。

    第四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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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“六朝人物的状态”我读了许多这方面的书，由于想法太多，计划过于庞大，事实上到了答辩的时候，我的论文连一半都没有完成，结果只得从其中抽出一部分来应付。谁都知道我是苏教授的高足，是苏门弟子中的佼佼者，没人愿意站出来挑我的刺，无论是本校的教授副教授，还是从校外聘请的学者，大家都一个劲地说好话。由于我论文中的注释部分远远多于正文，而且有许多都是冷僻的典故，参加答辩的导师们盛赞我的考据功夫，说颇有乃师之风。他们一致认为，我的一条条注释，只要稍加发挥，对上一点水，便可以写成很好的文章发表。事实上，与其说他们在表扬我，还不如说在恭维苏教授，因为我的论文写作方式，完全是模仿苏教授，当然只是学了一些皮毛，可就是这些皮毛和花拳绣腿，虽然不能像苏教授那样笑傲江湖，但是也足以蒙人了。苏教授在论文答辩到一半的时候才到，大家热烈欢迎，然后安排他坐在一张巨大舒适的沙发上。答辩继续进行，有人提问，我侃侃而谈。苏教授聚精会神地听着，一声不吭，既不点头，也不摇头。

    苏教授对弟子要求很严，对外却难免护短。弟子有什么不是，他自己可以批评，可以挖苦和嘲笑，然而别人真提出一些意见，打狗不看主人，他的脸上立刻就有些挂不住。大家知道他这脾气，都不敢惹他不高兴，没人愿意和他这么个倔老人斗气找不自在。晚年的苏教授，在系里渐渐地表现出了一种不可一世的霸气。教授往往是越老越值钱，越老越有脸面，像苏教授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学者，不用说是学校里绝无仅有，就是在国内同领域里也罕见。校方这些年来，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塑造着苏教授的权威形象，他被逐渐塑造成为国宝级的新闻人物，成为名震海内外的国学大师。“苏抑卮”已成为如雷贯耳的三个字，就连他的弟子也跟着沾光。

    我亲眼目睹了晚年的苏教授在性格上发生的一系列的戏剧性变化。在一开始，他已经退休在家，孤傲寂寞与世隔绝，乐于教人却没什么人向他请教，每天靠吃一大把药维持生命。那时候，他的生命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，只要有人肯虚心地向他求教，只要有人乐意想学点什么，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说上一大通话，举出一大堆甚至是毫不相干的例子。他给人留下的印象，是好为人师诲人不倦，没有任何大教授的架子。渐渐地，他成了出土文物，成了国宝，仿佛枯死的老树四处发出了新芽。苏教授被越捧越高，越捧越忘乎所以，他开始喜欢热闹，喜欢各种名目的讲座，喜欢被采访，喜欢上电视，喜欢漂亮甚至并不漂亮的女学生。他喜欢听好话，喜欢别人当面吹捧他，晚年所有的毛病，都是越老越天真，越老越像一个小孩。在公开场合，他不仅爱出风头，而且越来越任性，常常让那些当面对他说好话的领导下不了台。别人越是让他，越是恭维他，他便越得寸进尺，越不知天高地厚。

    苏教授性格的变化，折射出了一种社会风气的变化。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，文凭热像病毒性感冒一样到处流行。女孩子谈对象，首选便是大学生，高考成为教育大合唱的指挥棒，所有的家长都期望自己的小孩，将来可以成为一名大学生。上大学成为一条通往成功的独木桥，大家挤在独木桥上，不是把别人挤掉下水，就是自己扑通一下扎下去。进入80年代中期，经商下海大潮如火如荼，但是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踏进大学校门的热情。和刚恢复高考那一阵相比，人们想上大学的念头有增无减，竞争的激烈程度更加白热化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，进入大学以后的学习风气，已经完全改变。书呆子似的陈景润，再也不可能成为大家效仿的英雄，对于高考刚恢复时期的大学新生来说，进入大学只是苦学生涯刚刚开始，他们失学多年，好不容易又一次逮到了学习机会，仿佛没见过钱的穷人，好不容易发了些小财，很自然地会过分珍惜，不用功也得用功。对于后来那些直接从中学考入大学的佼佼者来说，他们身经百战，过五关斩六将，从题海和没完没了的考试之中，杀出了一条血路，这些人一旦进入大学，像开国功臣一样功成名就，激烈的竞争仿佛已经到了尽头，苦学也就随之结束。

    多少年来，我一直在傻想，从恢复高考的70年代末，一直到80年代后期，如果大学里的风气一成不变，如果大家始终能像上大学时，或者上大学前，那样用功，那样保持苦学状态，结果又会怎么样。校风真是变了，晚自习时，教室里空荡荡的，熄灯以后，再也不会有人跑到厕所里去用功。除了想继续考研究生，想出国留学，还稍稍地花死工夫读些死书，现在的大学生远比我们当年潇洒，远比我们更懂得怎么享受生活。他们不仅占着年龄上的优势，而且对社会的认识也比我们成熟，更比我们深刻。他们知道人生很丰富，知道自己有许多事情可以做，知道什么好事都有名额限制，世界上有许多陈景润似的人物，能成为代表的总是极个别。学生和学生不一样，教师与教师也有着严重区别。和苏教授形成尖锐对比的，是那些已经五十出头、直奔六十的中老年教师。这些人一般都是副教授，学校里有一大批，一个比一个寒酸，一个比一个潦倒。他们的工资不高，住房条件极差，家庭负担却特别重；落实知识分子政策，与他们总有一段距离；和老的相比，他们太年轻，和年轻的相比，他们又太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