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教授 (第19/26页)

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给一年级新生上写作课，另一条就是当班主任。再也找不到一所学校，比我所在的这个大学更看轻写作这门课；根据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，谁要是在中文系做不出什么学问来，对他的惩罚，就是调到写作教研室去教写作。相形之下，做班主任要比上课容易得多，这次分配给我的，是个收费的作家大专班，我依然用当年的老办法，对学生听之任之。作家班的学生，血液中的盐分要高一些，比正式招生进来的本科生，胆子要大出许多，名士气也更重，几乎都谈不上用功，常常要闹一些男男女女的事情。系里觉得我能力不够，怕出大事，又派了一个行政人员专门监督他们。

    除了挂名班主任，我的另一份差事，是帮着苏教授整理他的著作。马路的英年早逝，让苏教授一想到心口就隐隐作痛，在所有的苏门弟子中，只有马路是最称职的弟子，也只有马路会最心甘情愿。毫无疑问，如果马路还在，他显然是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选。虽然苏教授看上去仍然还很健康，然而系里正在为他的身后之事，悄悄作着安排。苏教授也完全明白这层意思，他开始口述自传，让我笔录下来，誊清以后，由他修改，然后再誊清，再改。与口述自传同步的，是他的自订年谱，苏教授是个非常认真的人，他的记忆力惊人，但是还是有许多细节，仍然需要仔细核对。为了核对这些细节，我一次次地跑图书馆资料室，跑历史档案馆查阅文献。苏教授的口述自传和自订年谱，都是要在他死了以后才能问世，因此苏教授特别看重这两部书。为了写好这两部书，苏教授特地让我为他找到新出版的同时代人所撰写的自传，譬如冯友兰先生的《三松堂自序》、钱穆的《八十自述》，以及旧版的由王国维门生赵万里编撰的《王静安先生年谱》、章厥生的《天行草堂主人自订年谱》、梁启超的《三十自述》、钱钟书的叔叔或伯伯钱基厚的《孙庵老人自订五十以前年谱》、他的孪生兄弟即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的《潜庐自传》，还有吴芳吉的《白屋自订年表》等等。有些虽然知道书名，然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还是找不到，譬如《叶德辉自订年谱》，譬如姜亮夫先生编的有关章太炎的《章先生年谱》。苏教授有一个野心，想让自己留下来的两部书，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。苏教授想留给后人的，绝不是什么个人私事的回忆录和大事记，他想通过这两部书，写出本世纪的学术思想史的演变。

    从一开始，我就怀疑自己是否能胜任这项工作。由于苏教授对自己做的事情，永远不会满足，他的修改也就永远没有完结。我们总是处于不停地变化之中，苏教授沉浸在对历史的回忆里，他谈到了自己的师承关系，学术思想之由来，反复地谈到自己的恩师，然后通过恩师，再往前推移或者向周围扩展，拿自己恩师的学术观点，和同时代的知名学者进行比较。一般性地谈论，和用笔记录下来，有着本质的不同。平常讲课的时候，苏教授口无遮拦，兴之所至，对于前人对于同时代的人，该贬则贬，要骂就骂，然而真正落实成了文字，不得不有所收敛，一收敛，想说的话就打折扣，这样又觉得太不过瘾。他一再向我表示他的心愿，这就是既要为贤者讳，又要维护真理的严肃性。事实上，苏教授的为贤者讳，只不过是表现在对待自己的恩师黄侃身上，对其他的人并不客气，他的文风充满了一种煮酒论英雄的气概，指点江山，嬉笑怒骂，畅所欲言，也许这正是他坚持要在自己死后，才让两部书问世的重要原因。他坚信这两部书会让后人一直喋喋不休下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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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苏教授一向信奉“治学先从继承入手”所谓“笃学而不趋新，征实而不蹈虚”20世纪的风气，就其大趋势来说，始终都在追求一个“新”字。苏教授受其恩师黄侃的影响，对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化，对新文化中的前辈人物，如陈独秀，如胡适，以及鲁迅和周作人等颇有微词。在新派人士的眼睛里，苏教授完全是不折不扣的遗老遗少似的旧式人物。他自己对别人把他放在旧派的阵营中也从不反感，因为许多被新派人物大骂的顽固派，在苏教授心目中，始终都是有学问的大师。他终生敬仰这些大师，因此情愿跟在他们后面挨骂。有趣的是，苏教授似乎情愿自己落伍，情愿自己不合潮流，在做学问的几十年里，他骂不还口，懒得和别人斗嘴吵架，从一开始，他坚持的原则就是惹不起、躲得起。

    苏教授生于1905年，他的祖父是前清的官僚，当过两江总督一类的大官。在和苏教授接触的过程中，多少能够感受到一点，这就是他对于门第颇有些讲究。他很在乎弟子的家庭出身，因为家庭出身往往决定一个人的性格和教养。苏教授的父亲是大清政府和民国初期的外交官员，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，长年出使在欧美。苏教授自童年起，在中西文化方面，就打好了十分坚实的基础。那时候，像苏教授这样的人家，教师都是请到家里来教的。最初替苏教授启蒙的是一位姓宋的先生，当时苏教授才三岁，学的是《论语》，每次讲四五句，方一上口，即能背诵。早在童年时期，苏教授就表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力，到五岁的时候，读古诗，竟然能过目不忘，其祖父不相信，当场进行测试，结果老人家感叹不已，对这个孙子刮目相待，居然乐滋滋地亲自教苏教授作旧诗。

    苏教授童年时期的另外一个神话，就是他过人的学习外语能力。最初教苏教授英文的，是一位来自南洋的华侨，这人几乎不会说什么中国话，那时候苏教授大约7岁。苏教授的父亲长年留洋，娶的一个姨太太在国外待久了，也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，这位姨太太自己没有生育，于是视苏教授如己出，因此在一开始，苏教授就等于有了两位英文教师。在民国初年，苏教授的父亲一度赋闲在家，经常有些相识的洋人前来做客，他自己虽然在国外待了许多年，洋文却不过关，除了些日常用语，其他的要靠姨太太在一旁当翻译。苏教授屡屡被放在这样的场合里进行锻炼，小孩子没什么顾忌，也不知道难为情，对话的能力神速进展。到13岁的时候，苏教授被送往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中学，他和那些在华的洋人子弟一起读书，语言上已经没有任何障碍。他不仅能说一口流畅的英文，而且已经开始学习法文。

    通过协助苏教授撰写自传，我有机会比较详细地了解他的生平。我知道了自传和年谱这两部书之外的很多事情。苏教授年轻时的学习条件，现代人根本不可能与其相比。我们今天常讲现在的中小学生学习负担太重，其实苏教授小时候，学习的负担又何曾轻松过。那时候没什么重点中学，上大学只要有银子就行，苏教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