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教授 (第25/26页)

，这次庆祝活动有一大笔钱，就是他赞助的。人有了钱，说话的腔调也不一样，他大谈商战中的尔虞我诈，仿佛在说天方夜谭中的故事，说得我们一个个都很吃惊，也很佩服。苏教授同样饶有兴致地听着，突然起身，进了卫生间，一坐在马桶上，从此就没有站起来过。我们等了许久，不见他出来，到卫生间门口冲里面喊也没声音，推门一看，他已经屁股朝天，跌倒在地上，正在抽搐。我们手忙脚乱地把他抬了出来，用最快的速度送他去医院，到了医院赶快接氧气，然后是灌肠，然后是这样那样的抢救。校长很快也赶来了，除了校长，还有副校长、党委书记，以及系领导。我们几个像审贼一样地被反复讯问，没人想到事情一下子会这么严重，苏教授说不行就不行，突然有一个人得到消息，说苏教授咽气了，然后这消息就迅速地传开了。

    由于我在晚年的苏教授身边，一直扮演着跑腿的角色，我是“苏抑卮教授教学生涯六十年学术研讨会”会务组成员，苏教授突然逝世，我又成为苏抑卮教授治丧委员会的主要工作人员之一。为了筹办研讨会，我已经整整忙了一个月，这件事尚未结束，一系列新的事情又开始了。我不得不和李老太太打交道，在过去的11年中，虽然常常和这位老太太见面，然而我和她之间，说过的话不会超过一百句。每次见面时我都是喊一声“李先生”这是苏门弟子约定俗成的统一称呼，既然我们叫苏教授是苏先生，对李老太太似乎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称呼。事实上，无论我们喊她什么，她从来都不理睬我们。我不能说苏教授逝世了，李老太太没有任何悲哀，但是我也不能说她真的有什么悲哀。我向她提了许多问题，她回答我的永远是一句话：

    “你们看着办吧！”

    我花了很大的气力，才和苏教授的三个子女联系上，他们总算都答应来，然而仿佛事先统一过口径一样，在电话里一致表示，他们说走就要走，绝不耽搁。在通知我去接他们的班次时，他们让我替他们事先买好回程票。对苏教授的遗产，三个子女都没什么兴趣，因为他们觉得所有的遗产，应该归他们的母亲。至于苏教授留下的手稿，应该由学校安排处理，他们对这些东西隔行如隔山，看不出多少价值所在。让治丧委员会感到尴尬的，是苏教授的三个子女竟然不曾表示一点谢意，在追悼会上也拒绝代表家属说话。

    苏教授的葬礼可以称得上辉煌。学校里所有的头面人物，都出席了遗体告别仪式。仅仅是对照名单上的名字在花圈上写小挽联，就把我们这些跑腿的年轻弟子忙得死去活来。花圈多得放不下，最后只好把差不多的人合并同类项，都挤到同一个花圈上。大幅的挽联也特别多，都是有身份的人撰写的，都得挂在醒目的地方。苏教授这些年来名声越来越响，几乎所有从这所学校文科出去的学生，都可以沾光算做弟子，因此送花圈和挽联的，不仅有省一级的领导，还有来自北京的重要官员。要说做教授最露脸，也就是在追悼会上，因为只有在这时候，才能体现出桃李满天下的丰收盛况，只有在这时候，才能显现出教书育人的风光。

    追悼会在下午3点钟进行，我们上午10点不到，就赶到火葬场布置会场。追悼会结束以后，我们又是最后才走。我们将苏教授一直送到焚尸炉前，看着工作人员把尸体放进炉子，合上了电闸，然后仿佛听到了火苗的呼呼声。这时候，已经快到下班的时间，工作人员纷纷拿着换洗衣服和肥皂盒去洗澡，很快洗好了，又一个接一个地哼着流行歌曲，焕然一新地回来，梳头抹香，做着下班前的准备。看见我们还不离开，一位穿一身黑衣服的女工作人员，让我们赶快回去，让我们明天上午再来取骨灰。她告诉我们，能轮到每天最后一炉，也是一种待遇，因为尸体将在焚尸炉里放一夜，这样有助于彻底的火化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苏教授的弟子们，在学校的宾馆里进行最后的聚餐，吃完了，又去力翠华的房间聊天。力翠华夫妇住的是个套间，是学校宾馆里最豪华的房间，我们聊天的时候，学校的一名副校长为互访的事，赶来看望辜宏，于是大家分开来谈话，各谈各的。我们这些苏门弟子能谈论的话题，也无非是这些年校风的变化，大家都带着些伤感，同时又有些骄傲，回忆起当年刻苦用功的情景。好汉不提当年勇，往事已不再，我们这一茬人，上大学时就不年轻，转眼又是11年过去了，如今各自结婚成家，为人父或人母，响当当的立业却一个也谈不上。实在没什么可以夸耀的，能谈的也就是当年怎么怎么样，现在怎么怎么样。说来说去，无非是今不如昔的老话。苏教授在我们的年纪，已经做了许多年的教授，而且名声赫赫，可是我们这些人都只是刚刚评上讲师，或者刚刚评上相当于讲师的职称。11年以前，我们中间有很多人，都想成为陈景润似的人物，现在没有一个人实现了理想，大家对陈景润也已经忘得差不多。此一时，彼一时，科学的春天也该结束了，人类历史千变万化，不能老是春天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真轮到我说话的机会并不多。我不想成为九斤老太，倚老卖老地大发感叹，跟着说一代不如一代。江山代有才人出，我们这一代人不如苏教授，后面的一代自然会比我们强，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疑问。每一代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方式挥霍青春，用不着我们老气横秋地指手画脚，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。大学生可以死读书，也可以逃学，可以躲在寝室里打麻将，可以在草地上胡乱扔下避孕套。大学生已是成年人，应该自己明白怎么回事，自己不明白，别人怎么说也仍然不明白。既然我们的脑子里想的，已经不只是读书这一件事，就用不着去要求别人怎么做。看不到前途，永远是一个站不住的借口，因为即使是能看到的光明前途，未必就是真的前途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不同的选择，会有不同的结果，不同的结果才能显出人生的丰富。前途渺茫，一个人只有对自己负责，也只能对自己负责。人生千姿百态，人生没有回头路，人生不需要假设，更没必要预支，走一步看一步，这是一种没出息，然而真能走一步，看一步，也没什么不好。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我们没有谈苏教授的学问，也没有谈他在晚年获得的那些显赫的头衔。轮到我说话的时候，我把话题从现在，扯回到了过去，突然回忆起当年的迁校计划。我向大家描述了苏教授当年当校长秘书时的宏伟蓝图，说起那已经征收的8000亩地，说起已经开工两个月的新校雏形。我之所以会结结巴巴地谈到这个话题，翻出这么一段陈年旧账，是因为当年迁新校址选的地点，恰恰就是今天苏教授火化的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