魏纪三 (第10/12页)

好同而恶异，与治道相反。《传》曰：‘从善如登，从恶如崩’，言善之难也。人君承奕世之基，据自然之势，cao八柄之威，甘易同之欢，无假取于人，而忠臣挟难进之术，吐逆耳之言，其不合也，不亦宜乎！离则有衅，巧辩缘间，眩于小忠，恋于恩爱，贤愚杂错，黜陟失序，其所由来，情乱之也。故明君之，求贤如饥渴，受谏而不厌，抑情损欲，以义割恩，则上无偏廖之授，下无希冀之望矣！”吴主省书，为之流涕。

    张回吴郡迎接家眷，中途病死去。临终时，将写好的遗表交给儿子。遗表说：“自到来主持国家的人，全都打算修行德政与太平盛世相媲美。至于治理的结果，多不能实现，不是没有忠臣贤能辅佐，而是由于主上不能克制自己的私情，不能任用他们。人之常情都是畏惧艰难，趋就容易，喜好相同意见，厌恶不同意见，这与治国之道正好相反。古书上说，‘从善如同登山，从恶如同山崩’，是比喻为善多么因难。君王承袭祖先累世的基业，据有至尊的自然之势，有掌握天下八种权柄的威严，喜好容易受到赞同带来的欢快，无需听取采纳别人意见，而忠义之臣提出难以采纳的方案，说出逆耳的言语，与君王不能契合，不也正当如此吗！君王与忠臣疏远就会出现袭痕，花言巧语之人借机离间，君王被这点所谓有忠心搞得迷迷糊糊，迷恋于个人私恩错爱，使得贤明和愚下混在一起，罢免和进用都失去标准，这种情形由来的原因，是私情作怪。所以圣明的君王明察此情，求访贤能如饥似渴，接受规劝而不厌烦，抑制私情，损减私俗，出于大义割舍私恩，那么上面没有偏颇错廖的任用，下面也就不抱非分之想了。”吴王读着这封遗书，感动得流出热泪。

    [8]冬，十月，改平望观曰听讼观。帝常言：“狱者，天下之情命也。”每断大狱，常诣观临听之。初，魏文师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商君受之以相秦。萧何定《汉律》，益为九篇，后稍增至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，《决事比》九百六卷，世有增损，错糅无常，后人各为章句，马、郑诸儒十有余家，以至于魏，所当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余言，览者益难。帝乃诏但用郑氏章句。尚书卫觊奏曰：“刑法者，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；狱吏者，百姓之所县命，而选用者之所卑下。王政之敝，未必不由此也；请置律博士。”帝从之。又诏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等删约汉法，制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合百八十余篇，于《正律》九篇为增，于旁章科令为省矣。

    [8]冬季，十月，魏改平望观为听讼观。明帝常说：“刑狱之事，关系天下人的性命。”每次判决重要刑事案件，经常到听讼观临听。以前，魏文侯老师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商鞅接受了其中的思想以辅佐秦国，萧何制定《汉律》，增加到九篇，以后逐渐增到六十篇。又有《令》三百余篇，《决事比》九百零六卷。世代都有增加和减光，错杂无常。后代人又各自逐章逐句作注，有马融、郑玄等儒学大师十余家，以至到了魏，能够适用的总计有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，七百七十三万余言，阅读愈加困难。明帝于是诏，只采用郑氏注。尚书卫觊上奏说：“刑法，对于国家非常宝贵重要，但却被人们私下议论时所轻视；监狱官吏，掌握着百姓性命，但却被任用者所鄙屑。国家败坏，未必不是由于这一缘故。请设置法律博士。”明帝睬纳了他的意见。又下诏命司空陈群、散骑常侍刘邵等修改汉朝法规，制定《新律》十八篇，《州郡令》四十五篇，《尚书官令》、《军中令》合计一百八十余篇，虽然比萧何《正律》九篇有所增加，但比其它附属法令精减了。

    [9]十一月，洛阳庙成，迎高、太、武、文四神主于邺。

    [9]十一月，洛阳皇家宗庙建成，从邺城迎来高帝、太帝、武帝、文帝四位先祖的灵位供奉。

    [10]十二月，雍丘王植徙封东阿。

    [10]十二月，雍丘王曹植被迁徙，封于东阿。

    [11]汉丞相帝徙府营于南山下原上，筑汉城于沔阳，筑东城于成固。

    [11]汉丞相诸葛亮把相府、军营迁移到南山下的平原上，在沔阳县修建汉城，在成固县修建乐城。

    四年（庚戌、230）

    四年（庚戌，公元230年）

    [1]春，吴主使将军卫温、诸葛直将甲士万人，浮海求夷洲，洲、欲俘其民以益众，陆逊、全琮皆谏，以为：“桓王创基，兵不一旅。今江东见众，自足图事，不当远涉不毛，万里袭人，风波难测。又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欲益更损，俗利反害。且其民犹禽兽，得之不足济事，无之不足亏众。”吴主不听。

    [1]春季，吴王派遣将军卫温、诸葛直率领兵士一万人，渡海寻求夷洲、洲，打算俘获当地民众以增加民力。陆逊、全琮都来劝止，认为“桓王创立基业时，兵士不过五百人，而今江东人已很多，足够使用，不应当远渡大洋，深入不毛之地，向万里之外发兵袭人，海上狂风巨狼，难以预测。而且民众一旦改变水土环境，肯定会引发疾病，打算增加民力反而更加受损，打算谋利反被其害；况且当地民人犹如禽兽，得到他们不足以事业有帮助，没有他们也不会显得民众亏缺。”吴王没有接受。

    [2]尚书琅邪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邓扬等相与结为党友，更相题表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，诞辈八人为八达。玄，尚之子也。中书监刘放子熙，中书令孙资子密，吏部尚书卫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，以其父居势位，容之为三豫。

    [2]尚书琅琊人诸葛诞、中书郎南阳人邓等互相结成朋党，争相题品吹捧，以散骑常侍夏侯玄等四人为四聪，诸葛诞等八人为八达。夏侯玄是夏侯尚的儿子。中书监刘放的儿子刘熙、中书伶孙资的儿子孙密、吏部尚书卫臻的儿子卫烈三人都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，但因他们的父亲高居权势之位，特别容纳三人得参预题品，称为三豫。

    行司秆事董昭上疏曰：“凡有天下者，莫不贵尚敦朴忠信之士，深疾虚伪不真之人者，以其毁教乱治，败俗伤化也。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，曹伟斩戮黄初之始。伏惟前后圣诏，深疾浮伪，欲以破散邪堂，常用功齿；而执法之吏，皆畏其芭势，莫能纠，毁坏风俗，侵欲滋甚。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，专更以交游为业；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，乃以趋势游利为先。合党连群，互相褒叹，以毁訾为罚戮，用党誉为爵赏，附已者则叹之盈言，不附者则为作瑕衅。至乃相谓：‘今世何忧不度邪，但求人道不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