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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章 (第2/4页)
教;他托进城的社员,买回了一本又一本关于水稻种子的书来看;他搜集了一包一包水稻种子,本地的和外地的,装进楠竹筒筒里;经大队党支部讨论决定,从生产队里画出四分水田,给他作试验用。德光大伯一有空就蹲在这四分水田的窄田埂上,细细地观察着一垧一垧各不相同的水稻良种的生长发育情况。头一年,一九六五年,他在四分水田里试栽的十七种外地良种,恰逢秋霜早降,到了白露谷穗还没句头,秋后只割到几捆稻草,连种子也没收上来。 这一来,引得韩家寨人说闲话了。有人道:“老庄稼人,泥脚杆子,还能搞啥子科学试验?那不是鬼扯嘛!” 但也有人为德光大伯辩护:“哇啦哇啦说风凉话算个啥,生个娃儿肚子都要痛哩,哪能求百事顺风?” “我早说过!”富裕中农韩德才嚷嚷得最凶,怪话也最多:“高寒山区坡高水寒,老天爷的脾气怪,那是生成的鼻子眼,改不了相。德光他非要干,这下好,心血、劳力白花了。来来来,你们看看,那坡上长的野草草,也比德光试验田里的谷草长呢!有那么多工夫,不会去闷倒脑壳睡大觉。” 袁明新大伯常抽空来看看德光大伯的试验田,一见割上田埂的几捆谷草,也有点泄气,劝他说: “算了吧,老哥子,我们这地方是栽一碗,收一锅。你这一搞,栽下去只见茅草不见谷,怕叫人笑话哩!” “不怕!”德光大伯说“一种就出好谷,还要这试验田干啥,来年再干!” 一九六六年,他重又筹集了不少种子,栽进试验田里。这一次,他提前泡了谷种,赶早撒了秧,移栽的时候,他把一窝一窝秧苗小心翼翼地插进濡湿的试验田。大队的工作忙,他整天不得空,一天三顿饭端着饭碗蹲在田埂边吃;每天夜晚,他打着电筒或是提着马灯,守在田埂边,一垧一垧地察看秧苗的长势,把每一点变化记在小本本上。他这样没日没夜地干,从来没要记工员给他多记一个工分… 谷秧还没出穗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 消息一个接一个地从广播里传来,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又一篇专论,在外地工作的子女、亲属来到韩家寨,也兴致勃勃地谈论他们那儿的情况…这一切,都从不同的角度告诉山寨上的人们“文化大革命”正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掀起来,学校沸腾了,教育界热闹了,接着是文艺界、工矿企事业单位,然后波及到各行各业。红卫兵在造反,大字报上了街,人们在串联、在辩论、在批判揭发,社会上的各种势力、各种人物一古脑儿都拥了出来,竞相表演,争着崭露头角。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像雨后的蕈子似的冒出来。各派头头们在声嘶力竭地吼叫,跳梁小丑们在跺脚舞手地高喊。许多具有权威的人物被打倒了;许多神圣的东西被砸烂了;许多人们心目中美好的事物被泼上了污秽的墨汁。仿佛一切的一切都给颠倒了。终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狂飚也在韩家寨团转掀起了波涛,德光大伯看到人们身上的革命热情,看到轰轰烈烈的场面,是多么地高兴啊!但是,疑惑不解的事件也一起一起发生了。德光大伯听说,人们绑架了公社书记伍国祥。这是怎么回事,别人他不了解,伍国祥他了解哪,难道他也犯了罪?德光大伯愤愤不平了,他要离开韩家寨,到公社去,和绑架伍书记的人辩论,问问他们,居心何在?有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拉住他,劝他说,快莫去呀,这事儿不奇怪,不但公社书记遭斗,县委书记也在挨批,甚至地委柯竟书记,也在城里被架在车子上游街呢!到省城去的人回来说,贴省委书记的大字报,街头、马路上随处可见… 这是怎么回事啊?耿直、忠诚的德光大伯不理解了。 在这场运动中,从上到下都有一伙人搞颠倒黑白、混淆是非、趁火打劫的勾当,有些人在故意地制造混乱,搅混水,把敌我关系翻转过来。街道上,传单里,出现了“怀疑一切,否定一切,打倒一切”的口号,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。在这股阴风的煽动下,韩家寨大队以姚银章为首的一帮人,跳出来造反、夺权,把韩德光当作斗争的对象来揪斗。 全大队的坝墙、屋墙、田埂、山壁上,到处都刷满了白石灰写的大标语:“打倒韩家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韩德光!”“韩德光是镇压群众的刽子手!”“韩德光是地、县、公社三级走资派的忠实爪牙!” 姚银章领着一伙人,冲进了韩德光家屋头,抄了他的家。他们烧毁了韩德光买的书和辛辛苦苦记下的笔记本,边烧边说:“这是他积极充当走资派的爪牙,忠实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铁证。”“韩德光育良种呀,是奉了地委大走资派的旨意,把贫下中农的水田、劳力瞎浪费。四分地上没有一颗收成,要他赔产!” 这帮人解散了老农顾问组,把韩德光费心搜集的二十多种水稻外地良种拿出来,边牵着他在全公社范围内游斗,边连同他家应分的口粮一起装进箩筐里,对众人说: “看哪,大队长利用职权,假借育种为名,盗窃了集体多少口粮。他是啥共产党员,明明是个货真价实的大贪污犯!” 韩德光被拖来拖去游斗,被强迫站在坝墙上勾腰垂脑壳,被挂上黑牌牌,脖子上还吊着一面破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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